摘 要：本文系统研究当前我国农民专业互助社的融资问题, 提出了一个契合我国农民专业互助社特点的融资结构分析框架, 并以部门地域的农民专业互助社为典型案例, 对该分析框架和假说举行履历性验证。研究发现,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方面体现出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均严重不足, 这与我国农民互助社自身的规范水平、资金实力、产权结构和政府的支持政策等因素有关。通过剖析当前我国农民专业互助社典型的融资模式, 本文从政府、互助社和农村金融机构三方提出相识决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难题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农民专业互助社是我国继家庭承包谋划、乡镇企业和农业工业化谋划之后农村谋划体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自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互助社法》的实施至今, 农民专业互助社出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 现在已成为我国农业市场经济生长不行或缺的行为主体。据工商总局统计, 停止2017年11月底, 全国注册挂号的农民互助社凌驾199.9万家, 是2007年底的76倍, 实有入社农户凌驾1亿户, 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6.8% (1)。我国农民专业互助社在蓬勃生长的同时, 开端显现出三个重要特征:首先是区域生长不平衡性加大, 其次是成员异质性突出, 再次是互助社资金相助功效没有释放出来, 资金缺乏、融资难题限制了农民专业互助社的生长。
本文将基于产权理论和企业融资结构理论论述农民专业互助社的资金泉源和融资特征, 剖析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难问题, 并对此加以案例佐证, 进一步探究我国互助社产权结构与融资结构的关系, 最后, 基于研究发现, 从互助社、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三方面提出改善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及促进农民专业互助社规范生长的政策建议。从国际研究希望看, 有关农民互助社的研究始终是农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早期研究集中于解释互助社存在的合理性和剖析其内部组织制度, 近年来则趋向于分析在新的经济社会技术条件下互助社组织制度的应对和调整。
最早系统研究互助社融资结构的理论文献是Van Sickle等 (1983) , 他们在将互助社社员惠顾者税后总利润最大化作为互助社谋划目的的前提下构建了互助社融资结构的理论模型, 但却受到了Jones (1986) 的质疑, 认为上述看法是“不合逻辑”的, 并修正了Van Sickle等 (1983) 设定的互助社目的函数。泛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是, 互助社类型和组织形式的差异导致互助社融资结构模型难以准确界定。因此, 厥后的学者转而关注互助社类型、组织形式等特征因素对其融资结构的影响, 并注意搜荟萃作社财政数据举行实证分析。尚有一些文献重点关注互助社产权摆设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
Cook (1995) 将互助社的融资约束归罪于其模糊的产权结构带来的激励机制缺失。Lerman等 (1990, 1993) 通过比力农民互助社和IOFs (Investor-owed firms, IOFs) 的融资结构来磨练互助社是否受到股权融资约束, 即互助社奇特的产权摆设及其股份的非市场生意业务性会导致其股权融资不足的“股权饥饿” (Equity Starvation) 假说。
除此之外, Bijman (2005) 发现成员异质性使得成员与互助社之间的协调越发难题, 成员对互助社的信任和忠诚度降低, 由此导致成员投资激励不足。以上研究均将互助社融资结构特征和融资约束归因于互助社的内部因素, 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 外部市场情况的变化, 对互助社市场的影响深远, 而融资约束甚至被视为互助社的“阿喀琉斯之踵”, 制约互助社实现有效率的投资。互助社失灵 (Cooperative Failures) 引发一些学者对于互助社未来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存在的可行性的质疑 (Chaddad等, 2005)。但实际上, 互助社自身正通过组织创新和结构调整以适应外部情况变化, 如放松对于剩余索取权的限定, 以通过二级市场估价来提供资本的流动性和可评估性, 又被称为新一代互助社 (Chaddad等, 2003)。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互助社面临的外部工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改变了其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 进而影响了其融资模式和融资结构。海内农民专业互助社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直到90年月后期才普遍进入研究视野。对于互助社难以获得外部银行贷款的原因, 最初认为是执法职位缺失引起的。
在2007年《农民专业互助社法》出台之前, 黄祖辉等 (2002) 认为农民专业互助组织生长的最大瓶颈是资金匮乏。这主要是由于互助组织的执法职位还没有确立, 无法获得信贷支持。大多数专业互助组织运作资金泉源比力单一, 主要靠农民自筹。
随后有学者将互助社融资难题归罪于互助社的组织形式、产权制度缺陷和产权模糊, 应瑞瑶等 (2002) 提出互助社对资金的需求会导致互助社社员所缴纳股金上的差异, 客观上要求突破“一人一票”的框框, 如果实行绝对的“一人一票制”可能会影响到股金的吸纳。纵然加入互助社后, “大户”会选择“以脚投票”脱离互助社。同时, 资本上的弱势性使得农民的互助意识普遍较差, 具有互助精神的企业家严重不足, 大量资本控制型互助社由此形成 (崔宝玉, 2015)。
一个显着特征就是成员异质性显着, 焦点成员拥有绝大部门治理权 (黄胜忠等, 2014)。除此之外, 亦有学者认为互助社缺乏牢固资本和赢利及偿债能力限制了其融资能力。冯开文 (2005) 认为由于互助社没有牢固的资本作为抵押, 金融机构不愿意向其放贷。
他建议互助社可以在社员同意的前提下, 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使互助社能够拥有一个牢固的资本存量是解决资金不足的关键。秦愚 (2015) 提出解决中国农业互助社资本问题的出路是摒弃农业资本主义看法影响, 生长中国特色的农业互助社。整体来看, 现在海内外研究专注于研究互助社债务融资问题的文献较少, 因此, 本文将联合中国农民专业互助社生长的现实状况和特征, 从理论层面建设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的分析框架, 进而联合典型案例举行验证, 并提出未来解决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难问题的可能偏向。二、理论分析框架(一) 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理论1. 投资者所有企业融资理论。
回首一般性的投资者所有企业融资结构理论, 通常假定差别泉源和方式的融资具有差别的成本和收益, 从而将企业的融资结构选择视为一种使得市场价值或所有者收益最大化的行为。由于相比于大企业而言, 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具有奇特的庞大性, 这使得传统融资结构理论中的典型问题, 如委托署理问题和信息差池称问题在中小企业身上体现得更为庞大 (Ang, 1992) , 因此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理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众多研究发现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 (1) 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中, 私人股权占了最主要的比重, 其中来自主要所有者的自有资本占了很大比重。(2) 在中小企业的债务融资中, 银行贷款占了很是重要的职位, 且大多数是短期债务。
(3) 商业信用在中小企业的债务融资中也占据较高比重。(4) 保留利润在中小企业融资泉源中占了很是重要的职位。现在对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种别 (Gibson, 2002) : (1) 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一个融资增长周期, 其融资需求和企业的融资结构与其生长阶段密切相关 (Berger等, 1998)。
(2) 融资偏好序次理论。Myers (1984) 认为企业通过一种品级序列的方式来满足融资需求, 首先是内源融资, 其次是债务融资, 最后才是股权融资。(3) 静态权衡理论。
该理论认为, 企业在选择融资渠道时需要在财政逆境成本、署理成本与债务融资利息税减免所得收益之间举行权衡 (Myers, 2001)。在该理论下, 企业存在一个最优债务—权益融资比率, 该比率取决于财政逆境成本、署理成本以及有关利息宽免的税收政策。
(4) 署理理论。该理论特别关注信息差池称、状态确认成本以及由于企业内部人与外部资金供应者之间信息差池称引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Fama, 1980)。
2. 使用者所有企业:农民互助社融资理论。在当今世界规模内的农业投入品和农产物的销售与加工领域,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农业互助社与投资者所有企业共存, 两种组织形式配合发挥作用。区别于投资者所有企业,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互助社是“使用者所有、使用者控制和使用者收益”的企业组织, 在组织架构上存在以下三个要点: (1) 民主控制:成员拥有投票权, 而且坚持一人一票; (2) 盈余返还给社员:净收入根据惠顾额或者使用比例返还给社员或惠顾者; (3) 资本酬劳有限:股天职红是受到限制的。
只管海内外已有不少文献关注农民互助社融资问题, 但较为完善的农民互助社融资结构理论仍未形成。从融资的泉源形式来看:传统的“使用者所有”互助社强调使用者, 即农产物生产者, 是主要的资本孝敬者和负担风险者, 互助社的资本主要由成员的入社费、直接投资、惠顾返还保留、盈余公积等组成 (Cobia等, 1989) , 成员对互助社出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互助社的使用权。这在一定水平上导致剩余索取权的受限, 致使内源融资难题且成员缺乏激励向互助社投资, 同时也使得互助社难以向外部银行或投资者申请获得债务或股权融资, 这两者被学者称之为传统互助社的“阿喀琉斯之踵”。
近年来, 为了筹措更多的生长资金以弥补自身的缺陷, 许多互助社开始放松排外性的使用者所有原则, 从传统的互助社向“比例互助社” (欧洲) 或者“新一代互助社” (北美) 等新的组织形式演变, 许多非惠顾者成员受邀向互助社业务举行投资 (Van Dijk等, 1997) , 这些非惠顾者成员接纳多种形式的资本投入, 且大部门非使用者成员以钱币形式出资, 其目的是为了盈利。(二) 中国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理论分析框架就理论而言, 互助社作为一个“防卫性”的应激机制, 它的内部世界是稳定的, 其成员是相对同质的。在农产物生产和销售历程中, 过量的供应引致的价钱降低, 或是投机或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 为农产物生产者团结起来提供了激励, 寻求价钱革新和市场进入成为社员加入互助社的主要念头。但与理想状况差别的是, 我国农民专业互助社从一开始便体现出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大户领办和控制的互助社在一些地域已成为互助社的主要形式, 在这些互助社中, 成员是分层和分群的, 泛起成员异质化和“一股独大”或“数股独大”, 少数焦点社员 (通常也是大股东) 与多数普通社员 (多为使用者或惠顾者社员) 并存, 焦点社员决议了互助社的决议权和收益权;原有的农业工业化谋划中的“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或是内部化于互助社之中, 或是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互助社作为中介来与农民举行生意业务。
基于此, 本文对我国农民专业互助社产权结构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做出如下理论构建:首先, 成员在资金上的异质性导致互助社产权结构异化, 融资结构也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在将单户谋划的农户组织起来向专业互助社这种组织形式过渡历程中, 互助社对资金需求和依赖水平上升, 因此, 为了能够保证互助社的正常运营, 必须寻求稳定的资原来源。
但在我国农村地域, 资底细对于劳动而言高度稀缺, 而少部门“农村精英”在资金获取和财富存量方面存在优势, 进而对融资结构发生影响, 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特征:股权融资方面, 大部门普通社员没有向互助社投资的激励, 仅愿意投入小资本, 获取成员资格和投票等权利, 效果即是互助社股权融资规模严重依赖于这部门“农村精英”的资金实力;债务融资方面, 外部投资者即农村金融机构, 要么不给互助社贷款, 要么仅向这部门具有资金实力的“农村精英”放贷。其次, 政府支持可以拓宽互助社的作用界限, 可是不妥的支持方式和错误的激励机制会扭曲相关主体组建互助社的念头, 降低互助社的信用和增加外部投资者的甄别难度。在我国强势政府全面治理的情境中, 农民互助社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差池称的相互赋权关系, 而政府拥有较大的干预优势和作用空间 (徐旭初, 2014)。
政府支持互助社的生长自己无可厚非, 但极端情况下, 如果支持力度足够大, 它甚至使原本的IOFs转变为互助社 (林坚等, 2006)。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原有的农业工业化谋划中的“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或是内化于互助社之中, 或是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互助社作为中介来与农民举行生意业务。可是, 它们与农民的基础利益是纷歧致的, 这会使真正的农民自我服务的互助社无法获得应有的财政资金支持。其三, 本文提出两个有待验证的假定: (1) 互助社成员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导致互助社产权结构异化, 少部门具有资金优势的经济主体 (领办人或者依托单元) 具有控制权和收益权, 大部门普通社员资金约束和风险规避倾向使其缺乏向互助社投资的激励和能力, 最终使得互助社内源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均取决于领办人、依托单元的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
(2) 政府不妥的干预和支持政策扭曲了农户个体到场互助社的念头, 大部门互助社缺乏足够的股权融资规模和谋划能力, 降低了互助社在信贷市场上的信用, 造成外部融资约束。由于大规模内获取互助社数据的难题, 本文将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此举行考察和磨练。三、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案例分析:以云南普洱市布朗族芒景村农民茶叶生产互助社为例(一) 芒景村茶农生产互助社发生配景惠民乡芒景村是一个布朗族贫困村, 全村辖6个自然村, 共639户2645人, 其中布朗族人口占全村的92%;全村土地面积102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7370亩;该村建于东汉时期, 距今已有1800多年, 是闻名全国的人口驯化古茶的起源地 (距今1300多年) , 全村现有茶场19369亩, 其中古茶园1200亩, 农户主要的经济泉源为茶叶销售收入, 占经济纯收入的80%以上。
芒景村是普洱茶起源地之一, 普洱茶是当地经济生长的重要支柱工业。地方政府在生长地域经济时强迫部门适合生长茶叶种植的村社农户, 依靠农药化肥和新技术, 砍伐土地森林, 大规模地生长台地茶种植, 芒景村也到场了这一生长历程。陪同这一历程而来的问题是:依靠农药化肥种植茶叶, 势必破坏森林、破坏土壤结构;而且这种方式种植的茶叶质次价低, 农民从中获益较少。
同时, 有着上千年历史沿革和具有绿色生态特征的林下茶, 被台地茶逐步替代。经由一段时间之后, 一些农户发现, 无论是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抑或是传统文化掩护的角度来看, 这种新的茶叶种植方式不如布朗族自己的传统的种植茶叶方式, 因此, 当地布朗族茶农恢复传统古茶 (林下茶) 种植方式的意愿十分强烈。这是布朗村茶叶互助社发生的重要配景之一。
从市场需求与茶叶的供应量、当地农户到场市场的能力与收益来看, 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 人工种植的林下茶产量少,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其二, 缺乏统一订价、统一销售的组织渠道或机制, 导致茶叶出售泛起同质差别价, 淘汰了农户应有的收益, 甚至形成了恶性竞争格式, 使得中间商和加工厂商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其三, 当地农户在与茶叶生产厂商举行谈判和生意业务历程中, 缺乏有效的经济协作组织和执法手段保障, 从种植、加工、销售等生产工业链的全历程均严重依赖于外部商人, 受制于市场, 处于劣势职位。此外, 传统的茶叶加工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布朗族先民拥有的奇特茶文化也将随之消失。在此配景下, 当地茶农对建设自己的互助组织来挣脱逆境的愿望极为迫切。
(二) 芒景村茶农生产互助社运行机制和融资情况分析芒景村农民茶叶生产互助社于2008年6月正式开始运作, 全村6个村民小组, 516户2400余人全部到场互助社, 并持有股权证。村党委书记任互助社理事长。
划分来自芒景以外5个村民小组的5名小组干部担任互助社理事。最初, 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和副主任都是互助社的理事,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这个情况。由于普洱茶的价钱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下跌, 政府在2008年为了稳订价格给了芒景村茶叶互助社1吨的“奥运茶”订单。
村委会主任和副主任两人趁理事长外出之机, 谎称上级部门催着要茶叶, 私自组织村民将1吨的“奥运茶”生产出来, 并以互助社的名义交货, 从中牟利10万元。今后, 互助社陷入了危机。
这一事件促使理事长吸取教训, 重新构建互助社的组织结构:让每个村民小组从小组支部干部中选出一人担任理事, 卖力本小组的茶叶采摘与验收的统筹事情;会计卖力记账, 出纳卖力财政治理, 做到了财政公然;而且划定理事长自己不干预干与财政, 只卖力互助社的计划, 审批与销售等环节。由此推断, 互助社最初是由理事长和村委会向导班子配合治理的, 其时是“互助社+村委会”模式。“奥运茶”事件之后, 转而依靠下层党组织系统卖力互助社的治理事情。
这种组织模式的革新措施, 只管短时期内可以提高互助社谋划、决议的效率, 可是成员民主治理问题尚未形发展效机制。实际上, 互助社融资结构中社员简直很少对互助社举行股权投资, 债务融资 (银行贷款) 仅是针对互助社理事会成员。由于村民的到场努力性不高, 客观上造成互助社决议权主要由理事会控制。
农民加入互助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价钱革新, 社员与互助社之间仅仅成了简朴的买卖关系, 社员甚至都不愿意像做生意赊账一样把产物赊给互助社, 更谈不上出资了。这样一来互助社解决流动资金短缺及贷款抵押问题难度可想而知。据理事长先容, 由于社员不出资, 互助社的资产主要是厂房和社员的农地, 农村金融机构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抵押物, 所以互助社只能发挥“互助社+支部”模式的治理优势, 由党员作保障, 寻求外部融资渠道。
通过理事长不懈努力, 最终信用社给5名理事各贷了10万元。再厥后, 政府以200元/公斤的价钱有条件地收购互助社的古树茶。
如前述, 互助社现在已经拿到了一部门预付款, 暂时缓解了流动资金问题, 可是从久远看这些融资方式均不行连续。这一案例佐证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说。
四、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创新案例分析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金融创新, 从2004年开始, 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2011年除外) 都勉励农民开展信用互助 (资金相助)。2008年10月,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革新生长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互助社开展信用互助”。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在治理民主、运行规范、动员力强的农民互助社和供销互助社基础上, 培育生长农村互助金融, 不停富厚农村地域金融机构类型。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 努力探索新型农村互助金融生长的有效途径, 稳妥开展农民互助社内部资金相助试点, 推动农民信用互助。中国银监会和农业部于2009年3月团结下发《关于做好农民专业互助社金融服务事情的意见》中提出, “勉励生长具有担保功效的农民专业互助社, 运用联保、担保基金和风险保证金等团结增信方式, 为成员贷款提供担保, 借以生长满足农民专业互助社成员金融需求的团结信用贷款”。2014年3月, 农业部会同银监会下发了《关于引导农民互助社规范有序开展信用互助的通知》, 强调增强互助社信用互助羁系、推动地方落实羁系指导职责。只管整体上我国农民专业互助社发育水平不高, 多数农民专业互助社经济实力不强, 注册资本金较少, 可抵 (质) 押产业不多, 可是2008年以来全国规模内仍泛起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创新模式, 本文实地观察了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解决农民专业互助社融资难题的实践模式, 在此摘其要加以先容和剖析。
(一) 农民专业互助社的信用互助融资模式1. 农民专业互助社内部“生产互助+资金互助”。随着农村金融市场中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规模不停扩大, 一些地域开始试点农村资金相助社、村级相助基金等互助金融模式, 实验将农民专业互助社内部的资金相助互助、生长综合性互助社作为解决互助社融资逆境的潜在手段。案例1:江苏省盐都会阜宁县古河生猪互助社是集古河畜禽生意业务市场、饲料销售门市和良种母猪繁育互助社三者为一体的综合性农民专业互助社。其中, 古河畜禽生意业务市场占地近30亩, 卖力优价包销会员和本镇生产的所有畜禽, 每年为周边地域代销苗猪15万头以上, 销售网络笼罩全国15个省的600多个县;吸纳股金20万元开办了饲料销售门市, 实行饲料厂价直销, 降低会员和养殖户的饲料成本;2004年由25个会员入股59万元, 以协会种猪场为基地, 建立了古河良种母猪繁育互助社。
为解决互助社成员购置种猪资金短缺问题, 2007年7月, 和生猪专业互助社探索开展社员内部资金相助互助, 建立资金相助服务部, 向200多个社员筹集相助金140万元。资金相助服务部根据“对内差池外、吸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自愿有偿、相助服务”的原则, 将互助社内部社员的疏散、闲置资金以入股的形式集中起来, 以低于同期当地农村互助银行的利率定向投放给需要资金的互助社社员用于生猪生产, 资金仍不足的再由互助社提供贷款担保, 农村金融机构向社员发放贷款。
分析:在农民专业互助社开展资金相助, 推动农民专业互助社向综合性互助社的演进, 可以在一定水平上缓解互助社及其成员的资金约束。但该种模式相对而言更适用于农村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域, 对于一些贫困地域农民专业互助社的作用和意义很有限;其次, 需要防范行业系统性风险以及资金相助部对外吸收储蓄资金的激动风险。
因此, 对于生产互助社内部组建的农村资金相助社要接受羁系部门的羁系, 依法合规审慎开展谋划运动, 真正办成社员自愿入股、民主治理、以服务社员为宗旨、钻营社员最大利益的互助性金融组织。2. 农民专业互助社“生产互助+担保互助”。
基于生产互助基础上的担保互助从理论上来讲类似于联保贷款的机制, 充实使用了当地信息和成员之间的信任等社会资本, 同时生产领域的互助对于成员而言则是增加了违约成本。案例2:湖北省随州市三里岗镇是中国最大的香菇集散地, 每年在该镇生意业务的香菇、木耳占到了全国总量的六成左右。
随县裕国农业综合开发农民专业互助社建立于2009年10月, 位于三里岗镇祥瑞寺村, 是由裕国菇业有限公司、祥瑞寺村配合提倡。互助社注册资金415万元, 现有农民社员2369名。
为相识决社员在香菇生产、运销历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该互助社与互助, 于2009年建立农民贷款相助担保互助社。其主要做法是互助社中有资金需求的社员自愿组成多个联保小组, 农户入会时向互助社交纳5000元担保基金, 根据担保金10倍放大贷款比例, 农户最高可以获得5万元贷款支持。担保互助社的主要谋划收入为担保费和股金利息收入, 农户在贷款时根据不凌驾贷款额度的1%向互助社缴纳担保费, 担保互助社40%的谋划收入存于赔偿担保基金账户, 用于归还社员的逾期贷款;同时, 担保互助社设立担保基金账户, 成员入股的股金存入担保基金专户, 主要用途是在赔偿担保基金账户不足以归还逾期贷款垫付贷款;剩余60%的谋划收入设立用度治理专户, 用于担保互助社的治理用度。
分析:该模式的主要创新就是把担保互助社和社员联保模式组合起来, 形成了奇特的担保体系和担保模式。同时, 在运行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由于互助社成员在谋划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其资金需求水平并不完全相同, 如果需求差异过大, 收益和风险则泛起差池称, 联保小组难以形成;二是适宜在有一定的工业支撑和成熟的工业链条的地域举行推广,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一方面易于监测贷款人的谋划运动, 防止联保小组成员的团体计谋性违约, 另一方面具有这样条件的地域产物和市场较为成熟, 抗风险能力较强。(二) 农民专业互助社嵌入农业工业链融资模式随着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的推进, 可以发现从农资供应到农产物生产, 从农产物加工再到农产物销售是由一系列公司和组织所组成的有序链条。
在农产物市场不停由区域化向全国化甚至国际化生长中, 农业竞争更体现为工业链条和运作体系的整体竞争。现在, 越来越多的农民专业互助社开始嵌入进相关工业的工业链条中到场垂直协作。
源于工业生产和商业领域内的工业链受到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创新生产业链融资模式, 逐渐被一些金融机构运用于农业领域。对于处于农业工业链条中的农民专业互助社而言, 这是一种解决其外源债务融资难题的可行贷款模式。案例3:2008年, 黑龙江省肇东市五里明镇开始探索土地规模谋划, 建立了玉米种植专业互助社, 发动农民以土地入股, 最初的谋划规模靠近1万亩, 秋后测产1万亩的项目区玉米平均亩产1058公斤, 规模谋划带来的产量增长开端显现。
2010年, 五里明镇党委牵头建立五里明镇胜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共有8个互助社:5个玉米种植互助社、2个农机互助社、1个米业互助社。2010年全镇20多万亩耕地中有7万亩由互助社统一规模谋划, 入社农户2300户, 占农户总数的近三成。农业公司对内为互助社服务, 协调农机互助社与玉米互助社间的对接, 对外联系厂商, 卖力农产物的销售。
其中, 农机互助社的农业机械全部由黑龙江省农业开发办公室投入, 同时还对土地划片、打井上喷灌、修道铺路举行了资金投入。从2009年开始, 五里明镇规模谋划的吨田示范区每年以2万亩的速度推进, 只管农民到场的努力性越来越高, 但囿于资金缺乏, 规模难以进一步突破。原因在于, 互助社在购置农资和支付农民土地租金时泛起资金瓶颈。龙江银行于2008年介入该互助社, 最初贷款规模是178万, 承贷主体是10个提倡人。
由于提倡人的承贷能力有限, 2010年开始实验以互助社为承贷主体的工业链融资模式, 2011年贷款规模增加至1400万。其接纳的工业链融资模式见图1。图1 农民专业互助社嵌入工业链融资模式 分析:工业链融资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工业链条中寻找出一个大的焦点企业, 以焦点企业为出发点, 为整个工业链提供金融支持。
一方面, 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 将银行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 增强其商业信用, 促进中小企业与焦点企业建设恒久战略协同关系, 提升工业链的竞争能力。这种治理结构通过信用介入或信用互助等方式打破了已往伶仃地考察单个主体静态信用的思维模式, 使银行得以对供应链成员个体行为举行有效监控与干预。五、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提出一个关于互助社融资的理论分析框架, 解释成员异质性和政府不妥的支持政策下互助社的融资特征和融资约束。
通过对云南省一个农民专业互助社的典型案例举行实证分析, 提出的假说在一定水平上获得了验证, 即互助社成员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导致互助社产权结构异化, 少部门具有资金优势的经济主体 (领办人或者依托单元) 具有控制权和收益权, 大部门互助社的普通社员到场互助社的念头在于获得其生产农产物市场价钱的革新, 尤其是贫困地域农户的资金约束和风险规避倾向使其缺乏向互助社投资的激励和能力。因此,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 农民专业互助社更像是一个“领办人或者依托单元所有的企业”, 这样, 互助社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只能取决于领办人、依托单元的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同时, 政府不妥的工业干预和支持政策使生产资源错配, 误导互助社扩大其作用界限, 扭曲了经济主体组建、到场互助社的念头, 大部门互助社缺乏足够的股权融资规模和谋划能力, 破坏了互助社在信贷市场上的信号, 从而导致外部融资难题。
凭据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政府需增强对当前种种类型的互助社举行规范治理。首先, 强化互助社组建历程中注册、挂号法式的规范性, 防止一部门利益主体以获得政府补助、优惠税收为目的注册所谓的互助社;其次, 只管现阶段互助社成员异质性问题无法彻底消除, 可是仍需重视互助社的控制权问题, 有效发挥一人一票的民主决议机制, 防止互助社偏离其本质属性, 这样才气保证大多数普通成员对互助的信心和信任, 提高其对互助社股权投资的激励。
只有在解决了互助社成员的“互助难”问题的前提下, 才气进一步缓解其“股权融资难”。(2) 互助社自身需增强在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和谋划能力方面的建设。
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化革新历程中, 大部门农村金融机构已经成为自负盈亏的谋划主体, 农村信贷市场以有限责任为基础, 农村金融机构肯定会以贷款人的谋划利润、资产拥有水平等作为其放贷尺度。如果互助社没有足够的资本金、较强的盈利能力和相对明晰、规范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机制, 是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的。(3) 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为农民专业互助社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产物。特别是政策性、准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在支持农民专业互助社的生长历程中, 应凭据互助社的差别特点, 灵活地创新金融产物和服务方式, 为实现与农民专业互助社需求方面的对接提供高效、快捷的金融产物。
譬如, 可以实验使用政府对互助社的直接补助资金组建微小型担保公司为互助社提供信用担保或者对互助社举行信用评级。除此之外, 互助社最主要的可抵押资产或许就是其谋划的农产物, 银行在对工业链相关的资金流、物流的有效控制的基础上, 可以实验供应链融资的方式对互助社举行贷款, 由上游企业凭据其与互助社之间的供货合约制定相应的贷款额度。作者：刘冬文泉源：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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